正确看待“舆论审判”

2006年南京市彭宇交通事故赔偿案、2008年的广州市许霆盗窃案、2011年的云南省李昌奎故意杀人案、2013年的湖南省唐慧劳动教养案等，众所周知，上述案件审理时都处在社会舆论的浪尖上，审判过程一波三折，社会舆论对最终的判决结果都产生了的较大影响。尤其，最近发生的南京市养母虐童案，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，为了尊重社会舆论，顺应民意，南京市检察机关就是否逮捕养母召开听证会。当前，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应用，舆论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极大的加深，对司法活动的压力影响也更大。

舆论通常是指公众对待社会事物的公开看法或者态度，体现出舆论传播者对待某一社会事件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。从上述案件的审判过程我们可以看出，司法案件的处置方式或判决结果一旦超越了公众的惯常理解、生活经验，背离了公众的普遍性思维和社会传统美德，就会引发公众的舆论热议。发表舆论的主体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价值观念，通过舆论来论说和评价案件事实、司法权的行使过程和法律适用。公众通过舆论来影响法官判断，甚至给法官施加压力，引导裁判后果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“舆论审判”。

为何社会舆论会影响法院的裁判？首先是法律的内在要求。法律本身就体现了人民的公共意志，司法审判是法律适用的活动，也应当体现人民的公共意志。正确的社会舆论属于民意，是对真善美、公平正义的追求，是公众的朴素价值观体现，也属于人民的公共意志。司法活动一定要顺应民意、考虑民意；其次是司法目的的要求。司法目的是化解纠纷，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程序，进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。一项不合民意的裁判，一个可能导致民众哗然的裁判，一个民众普遍不能接受的裁判，一定不是一个好的、公平公正的裁判。我国民事法律对民事裁判的结果就有明确的要求，民事裁判必须尊重公序良俗。

英国哲学家罗素说“法律如果没有舆论支撑几乎毫无力量，作为有效力量的法律，它依赖舆论甚至比依赖警察权力还要多”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说“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东西，实在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”。法治国家中司法应该是独立的，不受任何其他力量的干预，“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是司法的唯一适用标准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要尊重舆论，但不是被舆论“牵着鼻子走”，既不是以舆论做断案的依据，也不是看舆论的导向来裁判。

一是对舆论进行去伪存真，顺应真正民意。公民通过参与个案讨论，直接参与政治和社会管理，表达他们对社会秩序、社会公平正义的期望。如"彭宇案"体现公众对传统美德的正义诉求，"许霆案"体现公众对事物的一般性理解，“唐慧案”体现公众对部分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不满，“养母虐童案”体现出公众对中国家庭伦理现实的尊重。由于舆论传播者不可能像法官一样占有详尽的事实和对法律的掌握，因此，言论不可能全部正确和真实，甚至有少数人为了不正当目的，无理谩骂、恶意攻击，带有强烈的宣泄情绪，严重干扰了正常司法程序，应当要坚决抵制和鄙弃。

二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，依法适用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，应当遵从民意价值观。法律追求的是一般的、全社会的公平正义，而具体的个案是实实在在的，有其特殊性，追求的是个案的公平正义。如果这两者公平正义吻合时，裁决当然能够得到全社会的认同，如果不相吻合时，就应当要充分尊重民意。另外，由于法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，在立法时往往采取范围较大的语言来规定一项制度，确立一个概念，如刑法中的"社会危害性"、"主观恶性"等，民法中的“善良”、“公序良俗”等。当这些内容经过公众广泛讨论，集中众人的智慧后，可以为法官的裁决提供参考。

三是提高司法透明度，减少社会舆论的无端猜疑和攻击。不透明的司法容易引起诸多猜测，一旦谣言趁虚而入，会给民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，再改变民众的观念难度较大。案件审理工作要依法公开、及时公开、全面公开。裁判文书上网公布，将司法置于阳光之下，增强司法的公开性。同时，要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，裁判文书要对社会舆论中的观点进行阐明，确认并采纳正确观点，反驳错误观点。另外，法院也应当主动的将信息透露给公众，克服了社会舆论容易受各种言论不当干扰的弊端，引导公众对案件的性质和案件涉及的道德等问题进行讨论，从而形成有价值的民意。

虽然审判过程尊重舆论，但不能简单理解为司法机关对社会舆论的屈服，甚至理解为“平民胜利”。法治社会即要保障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独立审判，又要保障公众舆论的正常表达。尊重民意的裁判结果，必然会得到社会民众认可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“让民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正义”，这句话就是要求在案件审理时要充分尊重民意，裁决是要追求法律效果及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（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  龚英亮律师供稿）